为什么古文的潜在影响骈文的绝对优势,逐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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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时代，骈文回潮，却并没有造成六朝后期那样骈文一统文坛的优势。“六朝骈文之盛，凡君上诰敕、人臣奏章，以及军国檄移，与朋友往来书疏，无不袭用斯体。”“上自帝王诏令，下至赠答笺启，无不刻意美化，适会声韵之学，自西徂东，益助文章之唱叹，举世无匹之美文，于焉大盛，几不复知世有散行文字矣。”六朝时期的文章，诸如辞赋、书札、碑铭、诔祭文、记序文乃至学术著作，各种体裁普遍骈俪化。

自魏晋以来，写信用骈文，记事用骈文，吊祭碑传用骈文，乃至著书立说也用骈文。朝廷发号施令的典重文字，更无不用骈文。”与六朝不同，除了行政公文和科举文体等应用性文章以外，其他各种体裁在晚唐始终存在用古文写作的情形。虽然骈体比例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却也只是造成了文坛上骈、散两种基本文体分裂、对峙的局面骈文逐渐从一般文体退守为专门文体，它维持了五百年左右一统文坛的地位被打破，这是唐代古文运动即古文与骈文的一次较量之后的结果。

这种局面并没有因为古文运动在晚唐元向衰落而改变，毋宁说，它反倒因为古文运动的衰落而仍然得维持、而更显巩固。随着士人对社会危机的深刻体察，社会责任感与政治批意识也愈来愈强烈，主张发扬儒学传统，强调文学作品应具有务于社会政治现实的实用功能，又成为颇为流行的思潮。在歌领域，某些作家极力倡导比兴美刺的诗教精神。皮日休说“诗之美也，闻之足以观乎功；诗之刺也，闻之足以戒乎政杜荀鹤则在《自叙》中说自己“诗旨未能忘救物，世情奈值不真”。

而黄滔在《答陈磻隐论诗书》中则更明确地提出:“诗本国风王泽，将以刺上化下，苟不如是，曷诗人乎？”相应地，在章领域，古文家的“明道”主张具体化为以“剥非”、“补失”为宗旨的理论表述。皮日休在其《文薮序》中自称他的各种文章，“皆剥远非，下补近失，非空言也”。他在《悼贾》文的序中又说“圣人之文与道也，求知与用，苟不在于一时，而在于百世之后者乎？”罗隐《谗书序》表明其创作目的为“有可以谗者谗之”，“不能学杨子云寂寞以诳人”。同一般文章骈、散并立的发展走向一致，晚唐时代的赋也呈现出律赋和古赋两种发展倾向。

一是在吊古伤今和写景的作品中偶尔也有些对现实的讽谕，但更多地流露出浓厚的感伤情绪和隐逸思想。与这种内容相适应，其艺术风格和表现形式也朝着追求严格的声律对偶和华丽纤巧的方向发展。代表作品是晚唐时代的律赋。另外一种倾向则是沿着元和前后赋家们所开创的道路前进，某些赋对现实的抨击和讽刺更为激烈，如杜牧《阿房宫赋》、陆龟蒙《蚕赋》《后虱赋》以及皮日休的赋都是代表。这些作家公然声称他们的作品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

杜牧说:“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有庐终南山下，尝有耕田著书志，故作《望故园赋》。”皮日休说:“赋者，古诗之流也。伤前王太，作《忧赋》；虑民道难济，作《河桥赋》；念下情不达，作《霍山赋》；悯寒士道壅，作《桃花赋》。《离骚》者，文之菁英，伤于宏奥，今也不显《离骚》，作《九讽》。”强调赋的讽谕作用，他在《桃花赋序》中说:“状花卉，体风物，非有所讽，辄抑而不发《谗书》中的赋、文均是讽刺小品。讽刺小赋题材不一短小精悍，揭露社会弊端一针见血，富有极强的战斗精神。

这类赋作虽然句式整齐，但基本上不对偶，仍为散句。韩愈、柳宗元等人的杂说类文字，在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的手里发扬光大，发展演变为篇幅短小、文笔诙谐、讽刺辛辣的小品文。成为晚唐古文创作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鲁迅先生指出:“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数》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榻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

参考资料：

·《谗书》

·《皮子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