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现象是封建制度的产物。“隐”的意义，是指行迹不露于外，思想主张不被外人得知。在中国历史上，隐士现象可看作封建社会的晴雨表。隐士的多与寡，与当时社会现实的状况以及统治者的贤明与昏庸是紧密相连的。每当暴君执政、奸臣当道时，隐士们就规避山林，与云霞山溪、松林岩石为伴；一旦明君掌朝，隐士们就应召而出，施展个人才华。所以，韩愈在《送董邵南序》中说：“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
隐士之所以称为隐士，是因为他们大都有着非凡的才智、广博的学识、高尚的品德和深邃的洞察力。因此，历代贤明的君主总是敞开大门招募隐居在各地的隐士。三国时期，刘备屯兵新野的时候，就曾经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来辅佐自己。《宋书隐逸传》中载：宋高祖为了得到隐士宗炳，专门下诏书征召他和周续之，但宗炳没能应诏。衡阳王刘义季在荆州时，亲自到宗炳的家里，和他一起欢聚，并任命宗炳为治议参军，宗炳依然没有接受。所谓“食禽择木而栖”，隐士出山与否，并非轻易之事，必须要看清主子是谁。
隐士有许多难言之隐，他们选择以隐居的方式生活，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之事。其实，隐士虽“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逃避也不过是权宜之计，内心还是十分希望能施展才能抱负。这样一种逃避现实的方法，后来居然演变成一种时尚。因此，社会人士对隐士刮目相看，尤其是许多官场之人，他们设法和隐士挂上勾，以结交隐士而自豪。
在历史上，隐士的影响力，有时甚至超过朝廷要员。《南史隐逸传》载：陶弘景长期隐居在山上修道，自号华阳陶隐居，他曾遍历名山，寻访仙药，跟随东阳道士学习绘图法。梁武帝在雍州起兵，兵至新林，陶弘景派遣弟子戴猛之走小路送信给梁武帝，表示支持。梁武帝即位后，朝廷有很多大事都要通过人送信给他，征求他的意见。因此，大家都称他为“山中宰相”。像这样可退可守的隐士，既可以施展政治抱负，也可以避过官场的迫害。虽是不得已而为之，其作用也确有可圈可点之处。
并非所有的隐士都是人们想象的那么纯洁、高尚，其中也隐藏有不少心术不正的人。他们看中的是隐士的特殊社会地位，混迹于隐士之中，待价而沽。唐代刘肃在《大唐新语隐逸》中讲到：唐朝有个叫卢藏用的进士，为了升官，先在长安远郊的终南山隐居了一阵子。到了唐中宗时，他被隆重命名为“高士”，连续不断地被提拔，做了高官，被人称为“随驾隐士”，也就是跟在皇帝身边的隐士。当时有个道士叫司马承顿的将返回终南山，卢藏用为他送行，指著终南山说：“此中大有佳处。”司马承顿一下子就懂了，然后话中有话地说：“以仆视之，仕官之捷径耳。”
不论隐士因为何种原因成为隐士，也不论隐士的影响力如何之大，从古到今，人们对隐士大都持否定态度。且不说混迹隐士中的假隐士者另有图谋的行为，即使是真隐士，不去以积极的态度投身社会，而是逃避现实，这实质上是一种软弱的表现。陆贾在《新语慎微》中斥责隐士说，他们不为国家建功立业，甚至连国家危亡、生灵涂炭也无法动恻隐之心，行正议之道，真是木头人一个。儒家大师孔子坚决反对隐士的作派，他与其弟子和隐士们舌战的情节，至今还保存在《论语》中。司马迁和班固这样的大学者，因为根本就不赞同隐士的行为，所以，没有给任何一个隐士立传。
隐士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虽然早就消失了。但是，如何创造良好环境，让各类人才脱颖而出，这仍然是当今社会需要著重解决的问题。因此，对古代隐士现象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正确看待人才、利用人才、发挥人才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