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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hjnbcbe - 2024/10/22 17: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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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的中篇小说《农民》,百度百科是这样介绍的:《农民》,创作于年,属于契诃夫的晚期作品,极其真实地描述了农民在19世纪80、90年代极度贫困的生活现状,表现了他对农民悲惨命运的关心同情。

当我读了几遍这部小说,我不禁要问:“除了同情,是不是还应该有点别的感受?”

故事压抑而悲惨。尼古拉在莫斯科的一家饭店跑腿,由于生了重病,只得带着妻子奥丽佳和女儿萨莎回到多年不回的家乡朱可夫村。乡下的家是极其贫穷的,又黑、又挤、又脏,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全家老小十几口人挤在一间破屋子,吃的是黑面包泡水,睡的是地板。

多少苍蝇啊!炉台歪斜了,墙上的木头也歪歪斜斜,仿佛小屋马上就要倒塌。在屋子正面的墙角靠近圣像的地方,贴着瓶子上的商标和小块的报纸——就这样代替了图画。贫穷啊,贫穷!

茶有鱼腥味,白糖被咬过,呈土灰色。面包和器皿上都有蟑螂来回爬。

不止尼古拉一家,除了河对岸的地主和酒店老板,村里大部分的人都很穷,都是“不挣钱的人”。而因为贫穷,谈话内容也就总离不开贫穷和疾病,让人更加烦闷和恶心。在这个逃不掉的无奈的现实里,人们愚昧、麻木且粗俗。

留在村里、没有去莫斯科干活的人几乎都不识字,极其不开化。大人对信仰是模糊的,也不虔诚,不懂祷告有什么意义,孩子甚至完全不会祷告。奥丽佳的妯娌玛丽雅和菲奥克拉也连最基本的祷告都不会做,她们不仅没去过莫斯科,也没去过最近的集市。圣母节那天,人们对着圣母像痛哭:“保护神啊,圣母!”可是转过身,又变成醉鬼的模样。

尼古拉的父亲老头儿奥西普和哥哥基里亚克就是醉鬼。老头儿常去酒店,不踏实、不可靠,喜欢抱怨别人对他的不公。基里亚克更是终日酗酒,一喝醉就把老婆玛丽雅打个半死,以显示自己的威严。

尼古拉的母亲则是个又吝啬又暴脾气的人,常常把牛奶藏起来不让人喝,即使买了一条鱼,也只用鱼头熬汤,鱼身早就偷偷藏起来了。她老是担心家里有谁多吃一块面包,担心老头儿和儿媳妇坐着不干活,老是从早到晚生气、发牢骚,喊叫声常常轰响如雷。她对待孙女也很不和蔼,稍不如意拿起棍子便打。

当然,这不能全怪他们,他们的生活被贫穷包裹着,哪有心思去想灵魂的拯救、哪能要求他们一定要慈眉善目?事实上,老头儿反复地抱怨,就是因为真的被人无缘无故欺负了;基里亚克酗酒,不正是成年人舒缓苦闷最常见的方式么;老太婆不放心别人,更是因为她把家人都放在心里,她一定在想,如果哪天真的吃不起饭了,藏起来的牛奶和鱼就能派上用场了。

对农民来说,温饱是第一要义。

然而正如《棋王》所说:“衣食是本,自有人类,就是每日在忙这个。可囿于其中,终于还不太像人。”

老头儿一家人的行为虽然可以理解,但并不可爱,也难以令人接受,不是吗?

朱可夫村的人全都不可爱,他们越穷,就越是粗俗,肮脏的骂声不绝于耳。

那些快要入土的老头儿的骂声最响,骂的时间最长。姑娘们和孩子们听着这些咒骂,丝毫不难为情,显然他们从摇篮里就习惯了。

在这种环境下,怎么能摆脱贫穷?孩子们长大后,还是变成了像他们一样的醉鬼,一样地愚昧粗俗。孩子的教育问题,一句没钱就能推脱吗?在中国的农村也有很多因贫辍学的事例,也许你我的父辈就是如此。直到现在,这种状况也没有完全消除,虽不能全怪家庭,可是有谁会觉得这样做是对的?连最基本的识字的权利都给不了孩子,其他一切都是空谈,难道像老头儿那样骂一句“地方自治局的错”就心安理得了?难道只有别人错,自己是无辜的?

长期如此,人会变得麻木、顺从。小说有一个小高潮,农民谢苗家里着火,大家的反应何其残忍:

农民们聚集在旁边,什么也不干,瞧着火发呆。谁也不知道该做什么,谁也不会做什么,而周围是麦垛、干草、柴草房和成堆的枯树枝。

村长在救火,他们却悠闲地袖手旁观,任火光冲天,任女人和孩子瘫在地上大哭。即使大火烧到自家的房子,他们也将任其烧成灰烬,无力抵抗,也无心抵抗,因为贫穷的现实和麻木不仁的心态使他们成了任人宰割的鱼肉。烹还是煮,抑或是炸?随便吧,他们早已无所谓。

他们就如鲁迅笔下的看客,喜欢凑热闹,并且喜欢把热闹口口相传。当大火终于熄灭了,契诃夫写道:

农民一边走,一边说说笑笑,还拿朱可夫将军的厨子和他烧掉的帽子开了几句玩笑。他们已经有意把这场火灾演绎成笑话,甚至仿佛在惋惜火灾结束得太快了。

看客

尼古拉带着妻子孩子回到这样的故乡,感到大错特错,他想离开,一秒钟都不想再待了,哪怕是看一眼莫斯科也好。然而他最终被庸医治死,死在了家里的地板上,没有再看到心中的莫斯科。

在这部小说里,契诃夫对尼古拉和奥丽佳的描写比较留情,甚至奥丽佳是相当好的一个人,但夫妻俩还是有一些让人不舒服的性格。

尼古拉是农民出身,想往上爬,但他内心深处很瞧不起农民。

火烧房子缘于朱可夫将军的厨子,在交谈中,厨子聊到以前为将军做的各式菜肴,尼古拉问道:

“你们那时候做元帅肉饼吗?”“不做。”尼古拉挖苦地摇了摇头,说:“唉,你们这些可怜的厨子!”

尼古拉在莫斯科只是个底层的饭店跑腿,每个月只赚几个卢布,但他觉得自己看到过繁华,接触过有钱的老爷,他觉得自己不再是农民而是个真正的莫斯科人,所以他渴望再看一眼莫斯科,拖着半死的病体却还能傲慢地嘲笑厨子没有接触过上流社会。他对家人感到羞耻和厌烦,急切想离开,除了他们素质低下,也是因为他们“只是农民”。

一个人可以瞧不起另一个人身上的素质,却不该瞧不起他的身份,特别是对待家人。

奥丽佳也对“莫斯科人”这个身份很得意,她骄傲地对消灭火灾的地主大少爷说:“我女儿也是莫斯科人。”高兴地称地主小姐为“美丽的天使”。其实她的女儿哪里是莫斯科人,她又哪里知道什么是天使,她每天抱着一本《福音》,却不甚识字,不甚理解书中的内涵,只会读简单的字句。她的女儿萨莎曾经抬头望着天空,称看到了天使在天上飞,扇着小翅膀,若隐若现,像小蚊子那样。她真的看到了吗?没有,那只是母亲曾经那样对她说罢了;而母亲奥丽佳也并没有看到过天使,她一定是听莫斯科的老爷们说起过,便以为自己也看到了。

也许有人认为,奥丽佳那么善良,那么天真,心诚则灵,一定真的看到了她心中的天使。若真如此,除非一种可能:她们是有钱人。穷人没有天使!

尼古拉病逝之后,奥丽佳带着萨莎毅然决然地离开朱可夫村,要回到“她们那儿”——莫斯科。

她瘦了,头发花白了,像个老太婆,脸上没有了往日的美貌和愉快的微笑,而是露出顺从、忧愁和她经历过的伤痛。她的目光已经有点儿迟钝呆板,耳朵也似乎听不见了。

朱可夫村破败的家里有一只被打得聋了的猫,可能是被家里的任何大人打的,因为他们打不了外人,只能拿小动物撒气。奥丽佳的耳聋,是被残酷的生活打的。而在故事的最后,生活依旧不放过她们,她和女儿站在一个看起来比较有钱的农舍旁边,大声地——乞讨。

契诃夫很了不起,用沉重的笔触表达了对农民的深切同情,严厉抨击了作威作福的有钱人。他犀利地指出:

比农民有钱有势的人不可能帮助农民,因为这些人也粗鲁、不诚实、醉酒,他们谩骂起来,照样令人恶心。最小的官吏,或者地主的管家,对待农民像对待叫花子、流浪汉,他们甚至看不起村长和教会里的工头,他们认为自己有这样的权利。这些爱财、贪婪、放荡、懒惰的人难道能提供什么帮助或者什么善良的榜样吗?这些人坐车到村里来,也只是为了欺侮农民、掠夺农民、吓唬农民啊!

“哀其不幸”,这四个字可以形容契诃夫在小说中对农民的情感和态度,但他没有“怒其不争”,他把矛头完全指向了上层阶级,虽然写了很多农民的不堪,还是为他们找了理由——使人每天夜里全身酸疼的繁重劳动,严寒的冬天,少得可怜的收成,住房的拥挤——这些都是理由。

他没有对农民自身的各种毛病作出批判,只强调他们没人帮助和求助无门。比如奥丽佳和女儿最后以基督的口吻乞讨。也许宗教信仰可以让人有坚持下去的支点,然而真正能拯救自己的只有自己,哪有什么神!?

如此看来,似乎鲁迅更深刻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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