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hjnbcbe - 2025/1/19 19:20:00
何多苓的油画个展正在保利香港艺术空间举行，此次展览以“顽固的艺术”命名，令人不禁要问：作为一名年逾古稀的艺术家，何多苓“顽固”在哪儿？艺术评论家李小山在展览前言中写道，“在当下的中国艺术界，像何多苓这样的艺术家凤毛麟角”，因为他“心无旁骛地热爱绘画，不迎合潮流，不凑热闹”，这大概就是何多苓的“顽固”所在，在40年的绘画生涯中，他始终与潮流、与时代保持着清醒的距离。何多苓在艺术界崭露头角的作品，是年创作的油画《春风已经苏醒》，画面上一个十来岁的彝族女孩坐在草地上，下意识地把右手食指放在嘴里，眼神干净得没有一丝杂质。这幅画是何多苓在四川美院的毕业创作，曾经投稿参加四川省美展，但落选了，因为“领导觉得情调太灰暗”，后来被栗宪庭推荐到《美术》杂志，才出了名。何多苓，春风已经苏醒，在许多人看来，这幅画奠定了何多苓在美术史上的地位，但他自己觉得，这是一种误读：“当时把我归类到‘伤痕艺术’或者‘乡土写实主义’，我觉得肯定不合适，因为我没有想过画伤痕，我也不觉得有什么伤痕……《春风已经苏醒》是自己在抒情。”但对于这种归类，他似乎也不反感，没有急着撇清关系，“我想伤痕也好，乡土也好，可能就是那个时代最前卫的，比较主流，就也无所谓。”何多苓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这种解读一直延续至今，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艺术评论家汪民安在新书《中国前卫艺术的兴起》中谈到了何多苓所描绘的乡村与社会主义文艺的首要（甚至是唯一）主题——革命——之间非此即彼的关系。他指出，当时的中国“既是一个革命的国度，又是一个乡村的国度”，“一旦对革命没有兴趣，一旦革命遭到质疑，乡村，它的自然性、它的宁静、它的泥土色彩、它的美的无害性，自然会涌到画面上来。西方浪漫主义者转向自然，是因为对城市的厌倦；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艺术家转向自然（或者边疆），是因为对革命的厌倦。”而对于何多苓本人来说，这仿佛是一个说不清楚的巧合。年他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下乡，彝族人深邃、棱角分明的长相令他一见难忘，“彝族人的形象非常棒，完全是雅利安人的长相，很入画。”同时，他们与自然、与大山大川相生相伴、浑然一体的生活方式也让他颇为神往。整个八十年代，何多苓都在画彝族人，对他来说，那是知青生活给他留下的深刻烙印。而这副彝族女孩肖像的题目，《春风已经苏醒》，则是取自舒伯特的歌曲《暮春》里的第一句歌词，“很多人说这是改革开放的春风，其实我没这个想法，我画的就是自然的春风；而且这个题目过于文学性了，换到现在，我不一定会这么取。”何多苓在香港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专访时说。何多苓、艾轩，第三代人，自然的春风、改革开放的春风和舒伯特歌曲里的春风，构成了一个特定时代中个体与社会、内心世界与外部事件之间某种奇妙的同步与错位。正如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在为何多苓年的个展“士者如斯”撰写的文章《何多苓：“士”者之格》中所谈到的，“毫无疑问，在谈论和评价何多苓的艺术时，离不开他与中国当代艺术发展走势相依相关的视角。但是，如果深究一下何多苓艺术发展的逻辑，似乎不难看到，他虽然在关于30年中国艺术史的叙述中占有一席肯定的地位，他与当代艺术潮流式的动态却是若即若离的，或者说，‘即’是表象，是阶段，‘离’才是本质，是整体。”对于何多苓这种“若即若离”的态度，很多人是有批评的，“尤其是老外，老外普遍觉得，艺术家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