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飞逝，薛天纬老师八十寿辰的到来，让我感觉好像时间提前了一样。在他七十岁那年夏天，我们在天池边上为他庆贺的情景，犹自宿酲未醒，历历在目。再往前追忆我从20岁开始认识薛老师的岁月，很多片段也仿佛就像在昨天发生的那样清晰。
写下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常常会想起在薛老师学术研究的主业——诗人李白——作品《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中“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的诗句，干脆就拿来做了篇题。
年8月，我第一次出门远行。四天三夜的火车，将我带到了万里之外的新疆。
在乌鲁木齐南站的台阶上，我看到了举着牌子接我的人，便很自然地走进了他们之中，从此在新疆从事教学科研，长达四分之一世纪。
我能够那样从容地远行，是因为还没有见过面的薛老师，早就帮我安排好了一切。中间的过程，在年，我为郁贤皓教授的八十华诞写庆寿文章《轻舟已过万重山》时，曾经提到：我大学毕业，发愿到新疆去。郁老师听说了，主动帮我联系他的学术同道——新疆师大中文系的负责人薛天纬老师。薛老师热情地将我引进到了新疆师范大学，因为郁、薛二位老师是唐代文学的同道，我也不由分说被安排到中文系的古代文学教研室，开始隋唐五代文学的教研活动，薛老师成为手把手指导我走上专业道路的导师。这一因缘际遇，在古典语汇里，被称为“识荆”。这个词，也是李白作品《与韩荆州书》中“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概括。在我之后的人生经历中，薛老师的影响始终存在。
他是我学术生命中的“韩荆州”！
年薛天纬在伊犁草原
年薛天纬在伊犁惠远古城
七十寿辰时学生们给薛天纬老师做的泥人
年与新疆师范大学古代文学教研室同事。
年在吉尔吉斯斯坦“李白与丝绸之路“会议上发言。
壹
我在新疆师大的25年，第一个阶段，我担任薛老师的助教。
现在想起来，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成长时期。虽然也急于成才，急于出人头地，可是急也没用，在唐代文学的教学中苦读了几年，根本形成不了什么有创新的想法，甚至觉得自己可能就不具备研究的素质。好在那时看到所有前辈学者的经验，都是要求年轻人认真读书，恢复研究生制度后，老一辈的导师中还有禁止自己的研究生在读期间发表文章的。薛老师在他的《七十自述》中也说到他对于论文的态度：“我做研究、写文章，坚持一个原则，就是言之有物，不说无谓的话，不说无个人看法的话。”夫子自道，想来也是这样对待我们的后辈。没有今天高校青年教师、研究生那样发表的压力，是多么宽松的学术环境！我在那样氛围下的前9年里，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进行学术积累：一是在薛老师指导下备课教书，二是跟着薛老师做集体项目。
我来师大之前，隋唐五代文学的课程（下面简称“唐代文学”）由薛老师承担。当时“中国文学史”有两个学年，是中文系的主干课程，唐代部分占一个学期，一周四学时，文学史和作品赏析穿插，比现在的课时量富裕得多，可以讲得比较透彻，当然对教师的要求也更有挑战性。年，我开始担任85级的唐代文学教学。薛老师确实认真履行了指导的职责，首先是上课之前一段段地帮我看教案，我现在发黄的教案上还留下了他的批注。其中“祆教”的“祆”，在我现在的“西域文史”专业里，是个常识，看到别人写成“袄教”，会嗤之以鼻。可是22岁的我第一次把它写进教案时，也一样犯浑，是薛老师及时纠正了我的错误。
然后，正式开始上课了，薛老师便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跟班听课，课后给我提示。我还记得前两次课下来，他对我说：“历史背景讲得太多了。”10月中旬，看我还在王维的“山色有无中”徘徊，便比较严厉地说讲得太慢了，要我订出每周详细的计划。此后，按照几次纠偏的结果，他觉得可以放任我讲下去了，便不再要求看教案、不再来听课。
根据我自己的感受，作为一个文学史研究的学者，参与过教学，是看不见的重要经验。搭建一个历史的框架，并经过自己的叙述、与学生的问答，养成一种文学史模式，对于后期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训练。一些文学史的问题，也会在备课中冒出来。刊登在《文教资料》年第2期上的《“喜雨”别解》，是我最早发表的文章，就是准备杜甫的作品赏析时发现的问题。后来我到北京大学，给历史系开设“唐诗与唐史”课程，第一讲“喜雨——重农背景下的唐诗语境”，仍然是这个问题继续生发的结果。
贰
除了教学工作之外，我在新疆师大还有机会参加薛老师组织的一些科研项目。其中有两项印象最为深刻，即《中国文学大辞典》《新编全唐五代文》的编纂，它们对我之后的学术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文学大辞典》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组织的新中国最大规模的一部文学工具书。年，薛老师受聘担任编委，负责隋唐五代文学部分，便召集新疆高校这一方向的古代文学教师分工合作。我大概是当年9月接受这个工作的，在薛老师的指导下，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撰写了将近条中晚唐文学家的传记词条。
最近我找来这本辞典，看我写过的部分。如果不是条目下署我的名字，早就忘记那是我做的了。但从事这一件工作的过程，以及在唐代文学研究领域获得的一些知识和方法，潜滋暗长，深刻影响了我后来的学术思维。
我记得当时的工作程序，首先是根据分配的唐人姓名，用傅璇琮、张忱石、许逸民三位先生编撰的《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将传记信息抄录下来，然后逐一去看原书，并做摘抄。最后，根据这些文人的文学贡献大小，写成数百字到一千的不同等级的词条，并由薛老师进行修改、定稿。当时每个人写成的词条都是由他来做定稿工作的，他的这个编委，不是挂名，而是从条目分配到最终修改付梓，始终参与。
薛老师的修改过程，对于训练我文字表达的能力、看待作家作品的视角，都有很多启发。他也和大家商量过一个原则，凡是改动三分之一以上的条目，才共同署名，之外则绝对做了义务劳动。我现在手头还有一些底稿，是因为经他修改后，需要重新抄写，才意外保留下来的。有些底稿，由他修订、补充了一半以上，但和正式出版的词条去核对，还是由我独立署了名。过去常说“言传身教”，薛老师在词条编撰中这一“身教”行为，给我的记忆是终生的。
“言传”的例子就更多了。在这一工作的后期，薛老师注意到北京语言学院编纂、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辞典》是一部很认真的工具书。其中年出版的古代第二分册，是唐代作家多人的小传，对照我们写的部分词条，很多地方还没有达到那部辞典的水准。薛老师立即就把这部辞典拆成若干份，把相应的词条分给撰写者，请大家参考那些条目的线索，做出增补和改写。我还留着他给我改写、重抄的一个批语：“现在看来，当初不参考这本书，是极大的失策。凡做事，为达到既定目的，必得争取恰当的‘策’，不讲‘策’，必定事倍而功半。”经此返工，让我认识到阅读原始文献，自是一切研究的前提，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