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史上隐者无数。但隐士也有真隐、假隐、野隐和朝隐之分。
譬如众所周知的王维，在终南山购置辋川别业而居，史称“亦官亦隐”。其《辋川集》中胜景颇多，寄情山水田园，毫无生计之忧，隐得容易、隐得自在。
陶渊明则大相径庭，隐于林薮，自食其力，生活清苦，实在饿得慌不惜出门乞食，甚而还赋诗一首：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无限复杂心境尽在这首《乞食》诗里，悲愤而感恩，欣喜而辛酸。当时的陶潜，正是鲁迅后来所说的“穷到透顶，愁得要死的人”。
“饥寒常在身前，声名常在身后。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穷也”，这是苏轼对陶潜生平发过的议论之一，称举世莫不哀之。
可见，虽同是隐逸，但隐者的确各个不同，譬如欣赏陶潜的张岱，也和陶潜同而有异。
桃花源和琅嬛福地：同样的乌托邦，不同的理想追求
张岱笔下的乌托邦——琅嬛福地，侧重文人理想，与陶潜的《桃花源记》形似而神不同。
琅嬛福地是一处神仙洞府，宫室嵯峨，而且各陈奇书，卷帙浩繁，多所未闻。张岱在文中大肆勾勒的主要是书舍，字里行间能窥见时代的缩影，还有他念念不忘的故国情，却几乎见不到对归隐本身的认同。
反观《桃花源记》，描绘的是一处安逸闲适的村庄，侧重社会理想。而陶潜所欣赏的这个社会本身，就充满了隐逸色彩，自由、和谐，良田美池、鸡犬相闻。
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他们隔绝时代，自成一体，这无疑也暗含着陶潜对自身隐士身份的认同，是真正心身俱隐。
贫穷隐逸：同样的清苦，不同的心态
明末，张岱历经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他在生活上也是捉襟见肘，尤其是和他以往享受过的繁华奢靡两相对比而言。他是从高处跌落的浪荡子，以前站得越高，后来便摔得越重。
以笠报颅，以蒉报踵，仇簪履也；以衲报裘，以苎报絺，仇轻暖也；以藿报肉，以粝报粻，仇甘旨也；以荐报床，以石报枕，仇温柔也；以绳报枢，以瓮报牖，仇爽垲也；以烟报目，以粪报鼻，仇香艳也；以途报足，以囊报肩，仇舆从也。
张岱将自己后半生的窘迫生活，归结为因果报应。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而他大梦初醒，不得不将过去的一切罪案，一一偿还。
在衣食困乏的生活中，张岱怀念过往，不断回忆，并写下来，“翻用自喜”。另一方面，在生存重压下，他依旧埋首书卷，“目不敢窥园”。这无疑体现了他的自我认同和自我坚持——他永远是个文士。他的被迫隐逸，一刻不停地在精神和躯体上双重压榨着他，他不时需要逃回以前、逃进书卷里去寻得慰藉。
陶渊明年幼时家庭早已衰微，他出身庶族，隐逸纯属个人追求，他视之为归宿、视之为自由，绝非命运的报复。这点与张岱的遭际可谓天差地别，也由此带来云泥两端的两种隐逸心态。
在衣食无继的日子里，读书不再是陶渊明的生活重心，生活本身才是第一要义。陶渊明好读书，但他对读书的态度远不似张岱那般激进，不会“残书手一卷，埋头自钻研”，陶潜是不求甚解，随心所欲。在文士之前，他先是一介隐士、贫士，安贫乐道，能在锦绣自然和惨淡生活中得到真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