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成为人们表现隐逸情趣及其时代演进的重要方式。“语一图”会通是成就这种置换性创作的重要途径。
隐逸情结的文图里换
作者以“问”与“恨”二字表现了自己归家途中急切的心情，“舟飘飘”与“风飘飘”体现了作者的归家途中的欣喜与愉快，在急切归隐的诗人身前，仆人欢迎，稚子侯门，一幅归隐图景体现了诗人归隐的迫切意愿。其二、隐居景象。显现了隐居中的作者的安逸与自得。其三、会友景象。作者与友人谈心、以琴会友，自谓乐天知命，自由图景显现了隐逸中诗人的玄远与淡静。这种景象与朝市中自己形体受局限形成反差，体现了自由、玄妙的隐逸精神。
《归去来兮辞》文学语言对空间元素与其品格构成的重视显现了语言文字对擅长空间传达的图像符号表现参照的模仿，语图符号在作品在形成了会通关系，这种会通关系使得《归去来兮辞》契合于图像符号的再创造，具体体现于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图像符号对《归去来兮辞》语言描绘之景象的置换。
在以《归去来兮辞》为模仿对象的图像作品创作中，有的作品虽未录有原文，却也有体现《归去来兮辞》文意的文字，例如钱选的《归去来图》中题有提跋，题跋中有言:“乘兴赋归软，千载一辞独”，这样文字言明了画作与《归去来兮辞》的内在联系。这些作品在语图符号的相互阐发、相互补充的会通性表现中参互成文。
其次，语言描绘之具体物象的文图置换。
在“语一图”互通的置换性创作中，图像符号以《归去来兮辞》中表征隐逸情结的物象为主要表现对象。酒与菊花是这种创作表现的重要物象。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唐人陆暇的《六隐图》有“陶潜葛巾流酒”一段，展现了陶渊明正以葛巾滤酒，身旁一仆童协助。这个画面是对萧统在《陶渊明传》中有关于陶渊明语言描述的参照，古人曾言陶渊明“取头上葛巾滚酒”，但是作品整体上反映的是陶渊明归庄后的隐逸生活，它体现了《归去来兮辞》中“足以为酒”、“有酒盈蹲”的话语的意义。
以酒为符号表现陶渊明隐逸情结的重要绘画作品还有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明代丁云鹏的《辘酒图》，这幅画作依然以“酒”为符号表现陶渊明的隐逸情结，画面中陶渊明身着白衣，黑发长须，身旁柳树高大，山花绽放，他与两仆童正在滤酒。菊花也是众多画作表现陶渊明隐逸情结的重要符号。现收藏于台湾石头书屋的陈洪缓的《陶渊明替花图》皆以菊花为表现人物的主要元素，《渊明嗅菊图》中陶渊明着风帽，捧菊而嗅，陶醉至极，《玩菊图》中陶渊明坐于菊花旁，正沉思遐想，《陶渊明替花图》中的陶渊明头替菊花，身边侍女也手捧菊花。
陶渊明喜爱菊花，《饮酒》等诗作中关于菊花的诗句见证了菊花在陶渊明隐逸生活中的重要性，正是受到这些作品的影响，上述图像作品以菊花为符号表现隐逸情感。酒与菊花等物象在这些作品是核心构成，图像符号多以这些物象为主要描画与表现对象，它们也被置于作品空间的中心位置，突显了画作的隐逸格调，图像符号因此以物象置换和表征了《归去来兮辞》语言蕴含的隐逸情趣。
其三，图像符号对《归去来兮辞》中语言描绘之幻化景象的置换。
在《归去来兮辞》中，文学语言描绘的隐逸生活更多的源自作者的幻化与想象，幻化的情景体现了作者的期待与希望，也折射出隐逸者精神的根本需冰，这吸引了后世图像符号对语言描绘的理想隐逸状态的再创造，在“语一图”会通性创作中将文学文本中理想的隐逸图景置换于图像作品之中。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周位的《渊明逸致》图表现了陶渊明醉酒怡然的理想隐逸状态，画中陶渊明酒醉未醒，一人相扶，他站立难稳，醉态中尽显超远与高逸。李在创作的《归去来兮辞图》之“云无心以出帕”部分，表现了陶渊明玄妙、神远的隐逸状态，画面中，陶渊明仰首远眺自由飞翔的群鸟，神情投入、表情专注，神态中尽显玄远与空灵。
翟这些图景的创作中，作者注重创造陶渊明的神态与作品空间的意境，《渊明逸致》图主要以陶渊明人物形象为主要描画对象，但是作品中疏密有致的笔线、重虚轻实的构图重在表现陶渊明逸致的神态。在《归去来兮辞图》之“云无心以出灿”中，陶渊明的人物图像只占画面整体的较小部分，画面中较大部分是树木、崇山与虚渺的空间，整体上视野开阔、形成高远、超逸的意境。
隐逸情结的图像演绎
在“语一图”互通的置换性创作中，图像符号通过对《归去来兮辞》文学语言的模仿，置换了源文本中归隐景象，但是创作者置换的根本目的并不在于再现，而是意在表现，他们要在置换的景象中表现自我的隐逸情结。钱选在置换性画作中曾题言:“余不敏，亦图此以自况”，指明自己对陶渊明作品置换性创作的目的在于表现自我状况。正是在这样表现自我隐逸情结的创作中，魏晋之后日益繁荣的朝市之隐与山林之隐在图像作品中显现出蕴含丰富的可视图景。
其一，安逸、和睦的朝市隐逸图景。
在古代，受儒学教化影响，“兼济天下”是文人的理想，入仕为官也是他们自然的选择，但是世事难料，朝政复杂，文人的理想难以抵挡不谐力量的挑战，因此出现了身处朝市而持守理想的“吏隐”现象。朝廷的俸禄让“吏隐”文人获得了物质财富的保障，他们的居所、庭院、花园无不渗透着他们隐逸的理想。
文人“吏隐”在唐宋时代较为兴盛。唐宋王朝礼待隐士。《旧唐书·隐逸传序》记载，唐高宗与武则天遍访山林与隐逸之宅，“坚回隐士之车”，重视隐逸之才。在这个时代因为朝廷对隐逸贤人的重视，甚至出现了文人隐逸于终南山以寻求入仕捷径的现象。宋代实行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文官，进一步推进尊重隐逸人才的政策。重视隐逸人才促使唐宋“吏隐”兴盛，因此陶渊明亦仕亦隐的隐逸情结受到文人的重视。
苏轼肯定了陶渊明亦仕亦隐的行为，认为他“欲仕则仕”、“欲隐则隐”，所以“古今贤之，贵其真也”，表现了与陶渊明情感的共鸣。“吏隐”文人身为朝堂官宦，但因为专制难以成全理想，所以只能在私人空间与场所追求理想，追寻陶渊明的隐逸情趣，在这些隐逸文人的朝市之外存在与朝堂形成鲜明对比的私人空间。
李公麟的《渊明归隐图》是体现这种差异的杰出作品。画面虽表现了《归去来兮辞》文学语言描绘的景象，但是与《归去来兮辞》的景象不尽一致，这种不一致突出地体现在人员数量上。特别是在陶渊明归庄、与妻儿相聚、与朋友聚会以及去农田耕作的图景中，人物众多。在陶渊明归庄图景中，岸上有五人忙于接船上岸，船上有三人划舟。
在与妻儿相聚的图景中，一家五人之外还有多位侍女服侍于左右。在与朋友聚会的图景中更是车马成群、宾客盈门，多位宾客席地而坐，众多侍童立其左右。在去农田耕作的图景中，多人服侍陶渊明，或牵马车，可见画面中侍从众多与宾客盈门体现了唐宋时代“吏隐”文人财富殷实，门客众多的真实生存状态，作品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中，表现了“吏隐”文人安逸、和睦的隐逸生活。
其二，淡静、高逸的山林隐逸图景。
在文人隐逸传统中，与朝市隐逸相对的是于山林之中的隐逸。隐逸于山林之中的文人不能满足朝市之中有限的自由，他们在山林、田园之中追寻自然与自由，静修高逸与超远的志趣。许由、严光、陶弘景、陆羽、林通都是隐于山林的隐士，他们远离朝政，静养心志。自元代开始，文人隐逸于山林的现象日渐轻视儒生是普遍的社会风气，诸多文人笑傲山林、寄情山水、怡然。在元代，陶渊明的田园情结受到他们的重视，对陶渊明作品的再创造寄托了他们对生活与生命的思考。具体体现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通过对《归去来兮辞》局部景象的“语一图”会通性描绘，体现了文人对淡静与空灵的珍视。钱选的《归去来图》、赵孟顺的《渊明归去来辞》图、马轼的《归去来辞图》之“稚子侯门”等作品皆表现了《归去来兮辞》中文学语言创造的局部景象，这种的取材方式有利于摆脱源文本既成意象的束缚，集中创造某部分景象，从而突出表现的主体情趣，因此在这样的作品中，人物数量较前世作品变少，人物所占空间变小，占有画幅较大比例的物象与虚白空间营造了寂静的意境。马轼的《归去来辞图》以人与人疏远的空间意境，有效地表现了山林之隐的淡静与空灵。另一方面，通过对陶渊明人像的创造表现了隐逸文人对高逸、超远品格的追求。
结语
创造陶渊明像是人们表现隐逸品格的重要方式，到了明清时代，人们不再只满足于借助陶渊明人像来表现隐逸品格，而是将陶渊明像推展为具体情境中的创造对象，并通过对陶渊明形象的创造以体现山林隐士的高逸与超远。周位的《渊明逸致》图中陶渊明醉酒的怡然，李在《归去来辞图》中陶渊明的致远，无不传达出山林隐士的品格，表现了山林之隐淡静、高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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