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种放还是忍不住出来做官了，但他这个官做得很不安分，还是经常往终南山跑。古代士大夫讲究无道则隐，有道则现，种放就这样时隐时现，在京城和终南山这间跑来跑去。”
隐士也叫“幽人”、“逸士”、“高士”等等，本身与官僚系统是势同水火的关系，他们中的绝大部分，要么是有才干却不愿做官，不与当权者合作而归隐；要么是本来官做得好好的，因为某种主观或客观的原因，离开官场，成为隐士逸人。
隐士几乎是伴随着官僚同时产生的，他们互相依存，既相互对立，又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
他们的身份并非固定不变，有时候甚至会相互转换。
隐士逸人历代都不乏厌倦宦海生涯归隐山林的高士，当然也有禁不住三请四请，又重新出山为当权者效力的隐者，当这奔向不同方向的两类人擦肩而过时，也许会互相甩给对方一个鄙视、嘲弄的眼神。
在归隐状态下仍和当权者打得火热的情况虽说少见，但也不是没有。
和大多数生活清苦的隐士不同，这类隐士因为得到皇帝或官僚的资助，生活相当优裕。
在世人眼中，他们因此具备了些“御用隐士”的特征，普遍被认为品位不高。
终南山隐士居住的屋舍《金史》里面提到一个叫赵质的人，他原是辽国宰相的后代，他隐居在燕京城南，教书为业。有一回金章宗路过他家，进去坐了坐，对他的志趣和诗作大加赞赏。想让他出来做官，赵质不干，让金章宗更觉得难能可贵，赐给他亩土地，并免其终生税赋。
赵质从此就阔起来了。
这和我们所想象的逸士高人确实有一定差距，你不做人家的官，为什么要人家的地呢？
宋朝还有一位更离谱的。
这个人叫种放，他和母亲隐居在终南山的东明峰，在山顶盖了一间屋子，每天坐在那里看云彩。
终南山至今仍是隐士们的向往之地有时候突发山洪，冲断道路，下不去山，没有粮食了，他就只吃些野菜野果。他还喜欢喝酒，都是自己种粮食酿的，他经常穿着短袄，戴一块头巾，提着酒壶带着琴，坐在小溪旁边的石头上，喝着酒，弹着琴，一喝就是一天。
他的事迹传到了京城，宋太宗很看重他，派人请他出来做官，种放不肯。
宋太宗让地方官为种放拨了一笔钱，作为他赡养母亲的费用，并经常派人去关照种放的生活。
后来种放的母亲去世时，这时宋太宗已经去世，宋真宗即位，朝廷“赐钱三万，帛三十匹，米三十斛以助其丧。”然后继续劝他出来做官，他还是不肯。
于是朝廷又送，“帛百匹，钱十万”。
宋真宗送得种放有点不好意思了，只好去京城和皇帝见了一面，然后又送“绯衣、象简、犀带、银鱼”，宋真宗还亲自作了一首五言诗送给他。
后来种放还是忍不住出来做官了，但他这个官做得很不安分，还是经常往终南山跑。古代士大夫讲究无道则隐，有道则现，种放就这样时隐时现，在京城和终南山这间跑来跑去。
因为有钱了，后期的种放吃穿用度方面也越来越讲究，在长安附近购置了大量良田，甚至发展到纵容亲属强买强卖，横行不法，招致很多非议。
种放也从一个坐在小溪旁边就着药材喝酒弹琴的隐士，变成一个恶霸豪强、势力小人。